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揭示青岛区位优势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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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120年前出版的山东地形图,是中国第一张标注了在山东修建铁路线的地图,胶州湾作为山东的出海口,其战略位置被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张出自《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的插图,正式宣告了青岛第一次以近代科学精确测绘的方式,走出中国,走进西方世界。

这张图的作者就是近代德国著名的地理地质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这位1833年出生于西里西亚卡尔斯鲁厄的贵族子弟,在大学时代就表现卓异,先后在布雷斯劳和柏林学习地质学。就读柏林大学期间,曾身受当时德国享誉世界的地理学者卡尔·李特尔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深刻影响。

1859年,被认为是中德关系史上的重要年份。普鲁士政府决定派遣以艾林波伯爵为首的外交使团前往东亚,意图与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商约,并为普鲁士寻找一个落脚点(殖民地)。这个普鲁士使团庞大而奇特,艾林波伯爵本人曾任前驻波兰华沙总领事,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还有商会全权代表、银行家、医生和传教士。由于肩负的特殊使命,使团配备三艘军舰,一批年轻海军士官。这个打算用炮舰和清王朝讨价还价的高级别外交使团,混合了帝国赋予的各种使命。除签约之外,还包括效仿英国成例在中国获得一块类似香港的海军锚地和商港,当时把选址的目标锁定在台湾。26岁的李希霍芬作为攸关选址的地理学者,进入使团行列,被赋予秘密勘测选址的使命。这是年轻的李希霍芬首次踏上东方异国的土地。1861年春,外交使团到达上海,随后由上海出发来到天津和北京。恐吓加利诱,普鲁士外交使团达到目的,同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署《通商条约》。返回途中,李希霍芬和队员艾尔曼·马隆提前离队,乘坐一艘军舰在台湾海峡的飓风季节中完成对台湾、菲律宾、苏门答腊和爪哇的考察。回国后,艾尔曼·马隆提交了他和李希霍芬在船上共同起草的包含诸多详细信息的考察报告,对台湾称赞备至。但艾林波伯爵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台湾港口条件非常糟糕,季风中无法找到一处锚地,根据当时形势,要在中国获得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殖民地是不可想象的。最终,这份考察报告无疾而终,但李希霍芬依然收获了感知中国的第一手资料,由此意识到“当时在中国内地是不可能走马观花就会获得成绩的”,萌生了进一步考察研究中国的愿望,并宿命般地将自己中国学术研究与德意志的海外殖民扩张捆绑在一起。

或许,这就是他提前与外交使团分道扬镳的原因。李希霍芬先是留在印度,后来又前往北美,期望重新获得一次考察中国的机会。因为对这个渴望成名的年轻地质学家来说,在当时世界上所剩无几的神秘国度中,最重要的就属中国了。

1862年,他试图由南亚迂回进入中国,然而承诺资助他的汉堡银行家突然毁约,使他所有准备付之东流。南线受挫后,来到北美的他又萌生了第二条考察中国的路线: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经勘察加半岛,抵达西伯利亚,从北亚绵长的边境线上进入中国。然而,没有人愿意陪伴他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和无垠的蒙古沙漠,甚至他的朋友——俄国地质探险家彼得·谢苗诺夫也反对他的计划,认为这是一次“无谓的自杀”。 但他对加利福尼亚采矿业的科学研究——间接导致美国西部“淘金热”——在同行和投资者之间赢得巨大声誉。临近矿业考察项目尾声,加利福尼亚地质研究所所长惠特尼询问他下一步目标时,李希霍芬毫无犹豫地说:中国!他认为“在所有文明国家和同等条件的国家中,中国所受关注最少,但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在全球交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具有巨大的科学考察价值”。李希霍芬毫不隐晦地提出“对它的考察有望在学术上和现实中获取广泛的成就,考察中国任务巨大,但我决定为之奋斗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年”。

几次挫折之后,命运之神再次眷顾这位来自西里西亚的德国人。计划一宣布,就引起加利福尼亚资本家的浓厚兴趣,他们愿意资助李希霍芬的中国之行,中国国内旅行的经费则由上海的欧美商会(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提供。条件是,他必须定期用英文提交这个中央帝国的经济、特别是煤矿资源的报告。

1868年9月,李希霍芬经日本返回中国,从上海开始了他独立研究的中国之旅。在独立旅行之前,李希霍芬动身前往北京,在总理衙门领取护照,并遵照朋友建议,将姓氏由最初的“栗”有意识地改译成“李”,与如日中天的李鸿章李中堂同姓,希望能在清朝地方官员接洽中提高身份。

从1869年至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历时4年,7次旅行,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直隶、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南部、四川、内蒙、东北等省区,纵横大半个中国,考察了欧洲人几乎从未涉足、更谈不上进行过科学考察的广大中国腹地。不用说在当时,即使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他也是在中国版图上走得最远的外国人。李希霍芬“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远非当时国人所能及。李希霍芬并非泛泛而记,而是对煤矿地质、分布、煤层厚度变化、出煤质量(烟煤与无烟煤)、矿区产量、煤炭价格、运输路线以及当地官府对煤矿的不当管理都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依此对煤矿的开发价值做出评价,提供给欧美商会做投资参考。这些所见所闻,李希霍芬都以信件形式寄给上海欧美商会。

7次实地考察,对李希霍芬的学术生涯意义非凡。正是这些实地考察,使他的中国学术研究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基础之上,具备了他人所不可能拥有的广度和深度。1871年他在欧洲杂志《地理学报》上发表第一份中国考察报告。1872年,上海出版了他的《中国书信集》,1877-1912年出版《中国,独自旅行以及基于其研究的成果》(以下简称《中国》)煌煌五卷本的地理地质学巨著,可谓硕果累累。国人至今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概念由他首次提出,他基于考察创立解释中国黄土高原形成的“风成论”,第一个发明了“震旦系”、“五台系”等解释中国的地质术语,至今西方地理学界仍用“李希霍芬山脊”来命名甘肃祁连山脉,“山东半岛”的地理分野也由他首次界定……,这些都为他赢得巨大声誉,使他在学术上与李特尔和冯·洪堡两位前辈能够比肩而立。他先后担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威廉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连任多届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国际地理学会主席,以及柏林、维也纳、慕尼黑、哥廷根皇家科学院院士,成为世界著名的地理地质学家。

不过,作为一个学术大家,最终使他的影响跨出学术界,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世界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他对山东考察及研究。

山东之行是他在中国考察最详密的一个省份。1869年3月,李希霍芬携一个翻译和一个仆人,从鲁苏交界的郯城县饮马庄踏上齐鲁大地。在为期一个多月考察中,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晨4点起床,6点出发,直到晚上6点才歇脚。晚饭后点燃蜡烛,一个人绘图、写日记,整理白天收集的矿石,每天工作到很晚。他在山东跋涉2330华里,走遍4府、10县,重点考察沂州(今临沂莱芜一带)、泰安、博山、潍县、芝罘(烟台)。在旅行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国情统筹安排旅行计划,采购商品、住宿、参观矿井、学校,与各个社会阶层打交道,这使他的考察成果与那些从未到过中国、单凭文本资料研究的汉学家区别开来,对中国、对山东的认识更感性、更具体。更重要的是,李希霍芬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与一般旅行家不同,他没有死守欧美商会的约定,把考察对象只局限于各地矿藏、特产和贸易上;相反,他对山东考察的领域非常广泛,除各地地质、地貌、气候外,还涵盖当地居民精神面貌、生活水平、道路状况、交通工具、植被情况,堪称了解当时山东的“百科全书”。他特别对山东植被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并对植被的严重破坏痛心疾首。这一调查对后来德国在青岛大力绿化产生了直接影响。

山东纯朴的民风和经济的富庶超乎李希霍芬意料。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山东人民风淳朴、勤劳善良、性情温和、吃苦耐劳、知足常乐等品德,李希霍芬后来推荐德国政府选择占领胶州湾并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与他对山东人的评价不无关系。

在他眼里,山东半岛以西的广大腹地,宛如一条飘逸的黑绸带,上面缀满乌黑闪亮的煤和铁。沿坊子、博山一路西行,形成年代相近的煤层连绵不断,在博山以南,煤层又在黑色的山脊中起伏,矿脉时隐时现,向济南府方向延伸……沂州府煤铁兼富,前景光明,意义重大,但交通不便;博山城的路几乎是煤屑铺成的,大路扬尘,空气里混合着一股硫磺味儿。在参观完博山城后,李希霍芬对博山的经济发展状况感到震惊:

“这是迄今我所遇到的唯一的工业城市。所有人都在工作和忙碌。这座城市有着工业区被烟雾熏黑的特别外貌,冲霄浓烟标识出企业的位置和经营状况。由于矿床中蕴藏着大量优质煤炭,很早就带动了各种工业经营,而这些工厂本身也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在其著作中,李希霍芬用近乎煽情的语言来描述他在博山的观感。

坊子煤矿也是他考察的重点。李希霍芬对两者进行对比,认为坊子煤矿比博山煤矿更具意义,因为煤矿储量更大,大部分没有开采。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萌生了修筑一条铁路连接腹地煤矿和输出港口的想法。在详细调查山东之前,李希霍芬为促进河南、山西煤矿的外运和外国商品的输入提出过修建铁路海港的建议,但未明确指出选择哪一个海港作为连通华北地区的关键据点。1869年对山东腹地资源的调查,更强化他的想法,只不过当时他设想出海口是即墨的金家口,不是胶州湾,因为“从潍县经平度到金家口路途平坦,因此应该尝试从金家口港,而不是从芝罘修建一条铁路线”,铁路修建还将为“集中在潍县的国内贸易创造一个更大市场。”之所以会如此,是李希霍芬并未实地考察胶州湾,而且金家口的名声当时远在青岛口之上。但是这一结论很快被他依靠收集到的大量信息的研究修正到胶州湾。李希霍芬把调查信息悉数提交上海欧美商会,却对胶州湾开发山东腹地资源的商业价值却只字未提。毕竟是德意志的子民,对于多年前的秘密使命未能忘怀。1877年,他向德国政府提交《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报告,第一次强调了胶州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可以在胶州湾建筑港口的观点。尽管这一备忘录受到宰相俾斯麦的冷落,但胶州湾作为德国在东亚海军站的候选地第一次走进西方的视野。五年后,即1882年,李希霍芬在出版的《中国》第二卷中进一步把胶州湾与芝罘、镇江深入对比,发表了对于胶州湾“未来重要性”的看法:“这个海湾可以成为德国的一个港口。在我看来,这个港口可以作为未来一个经过扩建的铁道网的滨海终点,缘此,也是从海上进入华北的唯一天然门户”。

1885年,李希霍芬出版以近代科学测绘技术绘制的《中国地图集》,其中包含比例尺为1:750000的《山东东部地图》,对山东半岛的地质地貌及矿产、农产资源等分布情况予以详细标注。地图中青岛的方位上只标注有崂山和浮山所等地名,由于远距离描述的结果,图中把青岛口标注在金家口的位置,出现了较大偏差。尽管如此,这张地图连同李希霍芬在他《中国》第二卷中的论述,为德国最终选择占领胶州湾提供了最具影响的参照系。

1890年,实施稳健“大陆政策”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下台,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开启德国“世界政策”新进程。这时,李希霍芬的报告和著作重新被“打捞”上来,成为激发德国在远东攫取基地、扩张势力最重要的参考。实际上,在帝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漫长的“选址”拉锯过程中,李希霍芬一直被海军部奉为诠释基地“选址”的指南。他对选择青岛作为“军事基地和商港”的双重定位,被海军上将梯尔匹茨誉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897年“胶州湾事件”前夕,李希霍芬发表《胶州:世界的和可预见的意义》,再次鼓吹德国应占领青岛。次年5月,李希霍芬在宣布青岛自由港开放之前,迅速出版了他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提出他对于建设胶州湾港口和城市的具体设想,并预言“胶州湾作为海港,其重要性,并不仅局限于山东省。必须努力将其打造成进入中国东北部各省的海路门户,这个目标只有借助拥有向内地延伸的铁路才能实现。”书中,李希霍芬在原《山东东部地图》基础上,又缩小的比例尺再版了山东地形图和地质图,并第一次标注出连接山东腹地资源富集区的三条铁路线(书中正文论述的是四条)。他以地理学家的视野,从区域的角度全面分析了胶州湾与腹地山东、华北的关系,廓清了胶州湾的区位价值;某种程度上,也为青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依据。学术和政治结合是一把双刃剑,1898年3月6日一纸《胶澳租借条约》把这一切都固化下来,但相对于被侮辱的民族来说,当专家的视野和传教士般的热情结合在一起贯穿于国际政治,再美好的初衷也必然结出可怕的后果。难怪鲁迅先生在1898年就感叹:“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着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之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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